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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与便捷,如何兼得

更新时间:2020-11-14 09:52点击:

  隐私与便捷,如何兼得——

  关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法眼观】

  “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十四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信息数据作为数字化产业的基础,重要性更加凸显。与此同时,“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是“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保护与运用如何协调,事关重大。

  日前,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于10月21日至11月19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从2002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提出要制定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提交一审,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向了智能化,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面临更大的挑战。

  目前形成的草案回应了哪些社会关切,又有哪些需要进一步讨论、完善的地方,值得每个人认真关注。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开篇引用了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一句话:“进入凡人生活的一切强大之物无不具有弊端。”

  以移动终端为代表的互联网正是进入我们生活的强大之物之一。个人信息古已有之,但因为互联网的发展,我们能深切感受到个人信息不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

  有人比喻,智能时代犹如一条大船,而我们的个人信息就是登上这条大船必须交出的船票。

  谈个人信息保护时我们在谈什么

  在整个信息处理过程中,个人作为信息主体始终处于被动的境地,对于信息如何被收集、处理以及使用全然不知。而信息处理者却不当然拥有处理权利。因此一直以来,在个人信息权利属性、保护方式等方面多方难以达成共识。

  个人信息的立法目的,究竟是为了保护自然人的人格利益,还是为了数据产业的发展,抑或是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三者之间关系如何?何者应居于优先地位?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将会导向不同的立法方向。

  就世界范围内已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国家来看,腾讯研究院首席数据政策专家王融介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把个人放在了决定如何收集和使用信息的中心位置,把人视为最高目标,强调强力的行政监管。而美国的政策更多体现了实用主义哲学,采取风险的管理思路,在一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采取措施,促进个人信息保护和经济收益之间的平衡。

  就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而言,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马民虎认为,草案讲到了要统筹保护与利用,要建立权责,实现有效保护。但是立法说明有句话很重要,就是“立法定位是保护”,这决定了是在保护的前提下来考虑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仅需要平衡个人、企业和社会(也指国家)三方之间的利益,还需要平衡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认为,要达到“跟欧洲比差不多‘过得去’,跟美国比要‘不吃亏’的效果”。

  张新宝解释,“过得去”指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出台后,欧盟能够接受中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强度;“不吃亏”指不能较大幅度地限制企业,导致它们在与美国企业的竞争当中处于不利地位。

  行政执法的效果具有决定作用

  尽管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在逐步构建,但从普通群众的感受出发,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现象仍很严重。

  据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透露,2016年来,公安机关持续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破获了一大批案件,近几年每年被提起公诉的有4000余人。这类案件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环节众多,呈高发态势,案件数量有所增加。

  除了数据黑产猖獗,行政监管不力也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周汉华参与推动了多部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他解释,从法律保护上看,个人信息保护应当是由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个层面构成的有机结合的体系。“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个人信息保护目前的总体执法状况是,民事执法成本高、收益低,行政执法虚置,偶尔会有一些运动式执法。刑事执法冲在最前线。”周汉华说。

  行政执法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律实施的效果。有关个人信息保护行政执法情况不理想,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执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明确任何一家管理部门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执法主体,工信、市场监管、网信、教育、金融、医疗卫生等有关管理部门都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九龙治水”的格局导致执法边界不明确,容易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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